吴广平教授谈《史记》 || 竹简书写时代，《史记》的产生是个奇迹

 吴广平在大学初读《史记》时，便被司马迁写人的谲奇笔法深深震撼，后又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教学，数十年间在高校及省市图书馆讲授《史记》。

 他认为司马迁主要有三大贡献：确立了以“人”为核心的史学，打破了此前以记事或记言为中心的叙事；开创了“通”的史学格局，以通史贯通三千年文明；树立了“奇”的史学趣味，通过跌宕的笔法展现历史戏剧性。

 “在竹简书写的时代，《史记》的产生是一个奇迹。”吴广平说，《史记》不仅是先秦至西汉篇幅最长的史著，更是当时传世文献中规模最大的著作，其单字信息量相当于现代史书的好几倍。“司马迁受限于书写材质而‘惜字如金’，这种‘被迫’却意外造就了‘无韵之《离骚》’的语言张力。”吴广平赞叹。

 《史记》的单字信息量是现代史书的好几倍

 《十几岁》：《史记》共130篇，约52.6万字，可谓皇皇巨著。西汉时，书写载体主要是竹简，司马迁面临怎样的写作困境？

 吴广平：在纸张尚未普及、竹简笨重难用的西汉，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面临巨大的文献查阅与记录障碍。石室金匮中的竹简难以快速检索，抄录整理亦耗时费力，而《史记》却涵盖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庞杂史事，且细节丰富、叙事生动。司马迁凭借超凡的记忆力和整合能力，将零散的史料转化为连贯的史诗。可以说，《史记》不仅是文字的结晶，更是人类记忆力的伟大见证。

 当下的我们，恐怕很难想象司马迁为一处错字要付出怎样的代价。竹简的容错率极低，单枚约能写二三十个字，错一字常需整片重刻。竹简上改字更是耗时耗力。这种限制迫使司马迁写作时必须极度精准。但吊诡的是，这种困境反而催生了惊人的文本密度——《史记》的单字信息量是现代史书的好几倍。

 从构思到定稿，司马迁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。其间，他因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，被施以腐刑。可以说，他是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痛中完成了这部巨著。

 树立以人为核心的历史写作范式

 《十几岁》：《史记》开创的纪传体体例给历史书写带来了哪些根本性的变革？

 吴广平：先秦史书多为记言记事，如《尚书》以记言为主，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以记事为主，而司马迁则转向“记人”，认为历史的核心是人的活动。这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。他敏锐地意识到历史的本质是人的活动。这一创举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的叙事方式，更重塑了后人理解历史的维度。

 《史记》的五体结构（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）构成了一个精妙的叙事系统。十二本纪以帝王或实际统治者为主线，勾勒出历史发展的主干脉络；十表以年表形式厘清历史脉络；八书专记典章制度；三十世家记载诸侯贵族的兴衰沉浮；七十列传为各阶层代表人物立传，其收录范围之广前所未有，不仅包括帝王将相，还涉及游侠、刺客、商贾、滑稽、日者等社会边缘群体。这种立体化的结构设计，使《史记》既能把握历史大势，又能深入个体命运，形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历史视野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史记》共130篇，其中本纪、世家、列传都是人物传记，有112篇，约占全书篇数的86%。

 纪传体形式更是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班固的《汉书》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体例，此后历代正史皆沿袭不改。更重要的是，司马迁开创的“以人物为中心”的叙事方式，使历史书写从官方档案走向文学殿堂，从事件记录转向人性探索。司马迁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如项羽的悲壮、韩信的沉浮、荆轲的侠义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原型意象，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的历史认知和审美趣味。《史记》的伟大之处在于，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，更是历史的创造。

 《十几岁》：司马迁在人物写作上有哪些特点？

 吴广平：司马迁在人物选择上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包容性。他打破正统史观的束缚，将失败的英雄项羽列入本纪，将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归入世家。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书写，是其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实录精神的直接体现。在列传的安排上，司马迁首创“类传”形式，将同类人物归于一传，如《刺客列传》《游侠列传》等，通过群体呈现突显某种精神特质。

 在人物塑造艺术上，司马迁展现出惊人的文学才华。他笔下的人物绝非脸谱化的符号，而是血肉丰满、个性鲜明的生命个体。以《项羽本纪》为例，他仅用“重瞳子”三字勾勒出西楚霸王天生异禀，又以巨鹿之战展现其军事天赋、以鸿门宴揭示其性格弱点、以垓下之围刻画其英雄末路的悲壮，塑造出一个立体复杂的悲剧英雄。在《李将军列传》中，他既写李广的骁勇善战、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的人格魅力，也不讳言其心胸狭隘、滥杀降卒的缺陷。

 《史记》中的人物各具特色，且都贯穿着司马迁对人性、道德与命运的深刻思考。知恩图报如韩信报答漂母的一饭之恩，快意恩仇如伍子胥对楚平王掘墓鞭尸，士为知己者死如荆轲刺秦，富贵还乡如项羽“衣锦夜行”之叹……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构成了《史记》的精神内核。

 司马迁特别擅长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人物性格，如陈涉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的慨叹，刘邦见秦始皇车驾时“大丈夫当如是也”的艳羡，这些点睛之笔往往令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

 为全面展现人物性格，司马迁还创造性地运用了“互见法”，即将一个人物的不同侧面分散在不同篇章中，在避免了单篇传记的冗杂时，又形成了人物形象的立体透视。譬如，《项羽本纪》着重表现项羽的英雄气概，而他的残暴嗜杀则在《高祖本纪》《淮阴侯列传》等篇中补叙；刘邦的豁达大度、善用人才的雄才大略见于《高祖本纪》，其无赖狡黠的市井之气则散见于其他篇目。这种叙事技巧极大地增强了历史叙事的深度和真实性。

 《十几岁》：《史记》中似乎经常流露着司马迁的身世之感。

 吴广平：《史记》塑造了大量悲剧人物，如屈原、项羽、李广等。司马迁通过他们的命运遭际，深刻探讨了个人与时代、理想与现实、性格与命运的复杂关系。这种悲剧意识既源于司马迁自身的宫刑之痛，也体现了他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洞察。

 在《伯夷列传》中，司马迁发出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的质疑；在《屈原贾生列传》里，他借屈原之际遇抒发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”的愤懑；每篇文章中还有独特的“太史公曰”等充满情感的议论；……这些使《史记》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录，成为一部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宏大叙事。

 照亮了被正统史学遮蔽的角落

 《十几岁》：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提出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著史宗旨。其“通”的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 吴广平：作为一部“通史”，《史记》不仅贯通古今，而且贯通天人、贯通中外，形成了贯通古今的通史视野、贯通天人的宇宙观、贯通中外的世界眼光。

 《史记》上起黄帝，下迄汉武帝，跨越约三千年，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通史。与后世的断代史不同，司马迁试图在长时段中把握历史规律。例如《平准书》通过经济政策变迁揭示社会兴衰，《货殖列传》则分析商业活动对历史的影响。

 《史记》不仅记录人事，还关注天文、地理、律历等自然现象。如八书中的《历书》记历法、《天官书》记星象、《河渠书》记水利，列传中的《日者列传》记观察天象以探究人事的人，体现了司马迁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他认为天象变化与人间治乱相关，但又不陷入神秘主义，而是强调“通其变，使民不倦”的实用态度。

 《史记》既叙述了中国的历史，也记载了周边邻国的历史。如《大宛列传》《匈奴列传》就分别记载了大宛、匈奴的历史，展现了汉朝与外部世界的互动。这种开放的历史观在当时极为超前。

 《十几岁》：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有种“爱奇”的审美趣味。

 吴广平：是的。“多爱不忍，子长也。仲尼多爱，爱义也；子长多爱，爱奇也。”西汉大家扬雄深刻揭示了孔子“爱义”与司马迁“爱奇”的个性。《史记》构建了一个充满“奇人、奇事、奇言”的历史世界，使其富有传奇、浪漫与神秘色彩。这使得正统史学边界被突破，历史叙事的可能性被延展，最终呈现出超越时代的“奇趣”美学。

 《史记》记录奇人群体，照亮了被正统史学遮蔽的角落。《刺客列传》里，豫让“漆身为厉，吞炭为哑”的极致复仇，超越忠义范畴，成为存在主义式的自我确证；《货殖列传》将商贾群体提升至与将相并列的高度，范蠡“三致千金”、白圭“人弃我取”的智慧，构建了异于儒家伦理的认知体系；《扁鹊仓公列传》中，淳于意的“诊籍”以“病体”隐喻“政体”，展现医者对生命与政治的独特认知。

 司马迁笔下的奇事构成多维度的戏剧性场域。鸿门宴被处理为权力剧场，“玉斗撞破”的细节预演了楚汉权力更迭；《赵世家》中赵简子“梦至帝所”的超现实叙事，则有神秘主义视角。

 《史记》的奇言构建了独特的话语体系。淳于髡“大鸟止庭”的寓言成为君主自我认知的镜像；项羽“彼可取而代也”的狂言与刘邦“大丈夫当如是也”的感叹，预示着不同的权力轨迹；《秦始皇本纪》中“今年祖龙死”的谶言，赋予历史宿命论以悲剧色彩。

 司马迁的“尚奇”倾向是深刻的史学创造。他通过“奇”的叙事完成三重超越：以陈胜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呐喊质疑历史决定论，打开历史可能性的空间；以项羽垓下之围“泣数行下”的细节，将事件本质融入历史叙事；将失败的项羽列入本纪、成功的酷吏打入另册，以人为尺度重构史学价值体系。这种尝试，使《史记》超越时代局限，具备永恒的人文关怀。

 在这个追求标准答案的时代，司马迁的“尚奇”精神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：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叙事的直线演进，而是无数可能性的交织共振。《史记》的伟大，正在于它为那些被正统叙事排斥的人事保留了生存空间，让历史始终保持着自我更新的活力。

 【编者按：本文为《十几岁》杂志社副主编杨丽芳对吴广平教授所作《史记》系列访谈的首篇，刊于《十几岁·高中生阅读与写作》2025年7-8月号（第27-28期）。系列后续访谈将于该刊陆续推出，敬请关注！】